一个作家能够写成什么样子都有宿命的因素
问：我看过有关你的很多评论，有一种观点是：贾平凹的创作思维存在一种异变，背离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传统，反而溯源而上，由明清白话小说一直漫游到魏晋的志怪小品，受古典文学影响特别深。这种观点比较有代表性。
贾平凹：不是这样的。我古典文学修养不是很深，要真拿一篇古文一字一句问我，我也不懂，但我能理解。我的领悟能力好，有些字不一定认识，但马上能知道意思。我看过明清文学，每个代表人物的著作都看过，如张岱、归有光，不仅仅看选集，全部著作都看过。每个人的作品都有他自身独特的感觉。《红楼梦》，我小学、大学各读过一次。《红楼梦》《聊斋志异》对我的影响要比“三言”“二拍”大。看《红楼梦》和《聊斋志异》后，有一种对应关系，能马上理解对女性的那些感觉，特别亲切。世上有两种作家，一种是先天型，一种是后天型。一种是他的作品自成一个完整丰富风格稳定的体系，一种是风格多变求新求异的作家，苏东坡的作品就无法分辨出他写文章的思路，这类大才子，一百年才出一个。前者作家的作品看多了很容易把握、了解他的思路。
问：批评家认为文坛作家的写作大致分为两种：入世和出世。前者和社会当下结合得非常紧，后者注重个人和社会整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你说文学史分成杜甫和李白为代表的两条线路。你属于哪类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创作想象力的减弱，你会更注重自身体验和写作经验吗？
贾平凹：我就是我，不能用这两种区别来归纳。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对世界了解的进一步加深，就不太喜欢比较灵秀、空灵、浪漫的文风了，想往大气、大境界处走。我不是文章写得呆板的人，我喜欢放达、旷达，不喜欢豪迈、浪漫。我不是政治色彩特别强的人。我为人谨慎，写文章胆大。一生不得意，一生在不停地受批判。命运坎坷和理性重的两种人都能达到旷达、达观境界。
问：达到了佛家超脱的境界，心平气和，静观人生。
贾平凹：一个年轻人，再耐得住寂寞再心平气和，和上了年纪的和尚、道士还是有差距的，我比一般人做得好。
问：你在《废都》以后，找到了自己的叙述方式。以前一提起你的作品，就会想到孙犁或者明清小说、魏晋小品文，能捕捉到你作品背后的影子。现在大家反而不会说话了，对评论家构成了某种智力上的挑战。
贾平凹：以前那些作品基本还处在模仿阶段、试验阶段，我不知道适合写什么样的作品，还没进入到职业写作阶段。我在寻找自由自在的写作方式，愿意怎么写就怎么写，我得益于我的小说观念和小说看法的改变，我找到了自己的说话方式，我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声音。
问：在八十年代中后期，新一代作家急于学习甚至模仿欧美小说创作时，你透露的却是汉语语言独有的神韵，在修辞上让我们很容易联系到明清以降的传统。
贾平凹：我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写过一些很现代的东西，主要借鉴外国美术上的观点。西方现代派传入中国首先是美术界，我至今关注美术界的动向。要在境界上吸收西方现代派，形式上表现中国作派，怎么结合，我一直追求、摸索和实验着。
我反对拒绝外来文化所谓传统的“乡土文学”，许多人讲传统，讲的是明清以后的传统，真正的传统在明清以前，尤其是汉唐。我不满意在形式上走欧美式的。
我的母语是汉语，写作要建立于现代汉语的基础上。强调一句，我不同意“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废都》之后的《白夜》《土门》以及《高老庄》，我一直坚持我的观点，立意要趋向人类共同的东西，要有中国人的思维，中国的味。
问：很多人说你写《废都》之前，处在一个高峰期，《废都》后不如以前了，也有人说你现在才进入高峰期。
贾平凹：别人怎么看，我不以为然，搞写作，谁也估计不来，《废都》出来以后，很多批评文章骂得很难听，说我江郎才尽，写不出东西了。
肯定不舒服，也不能灰心丧气，慢慢写。是高峰，是低谷，不管它，写比什么都重要。
一个作家写一辈子，他写什么，能写成什么样子，都有宿命的因素。
我早期作品清晰、优美，但都是别人的事，别人的话，受启发写出来的。后期是在生活中体会到的，把它写出来。看起来没章法，不清晰，比较混沌，有一部分读者不容易接受，但我自己收获要多些。
问：你近些年在国外获奖比较多，在国内拿的不如以前多。你对获奖有什么看法？国外获奖对你是不是有误读？
贾平凹：获奖代表一种肯定，心里也想得。得不上，咱也没更多怨言。不是得上了就赞扬，得不上就骂。写作用不着这些。保持平静心态，得不上继续写，得了，也继续写。国内的奖和国外的奖有什么不同，我没有意见。他们是不是理解了，我不知道，咱不懂外语，他们读的我的作品不是中文，是翻译的外国文字。
1978年，26岁的获奖者
问：你的运气很好，才26岁，就拿了全国短篇小说奖。
贾平凹：我大学毕业分到出版社，就开始业余搞创作，发了一些小说。1978年第一次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获奖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文学评奖，二十多人获奖。有王蒙，刘心武，张洁，张承志，我记得就这几人，剩下的都记不得了。
我和王蒙一块去领奖，那天晚上，王蒙到我房间，他开玩笑说，你看你写那么长，你获奖，我写这么短，我也一样获奖。他当时54岁，我当时26岁，很年轻，第一次获奖。当时对文学的关注度，比现在不知强多少倍，都在读文学作品，一篇作品使你一夜成名。现在获什么奖也没影响。
在出版社编辑部当编辑，有个规定，不允许搞创作，怕影响工作。我搞创作都是下班后，领导老批评我不务正业。拿了奖，我就调到西安市文联的创作研究室，专职搞创作，干了没多久，就选为文联主席了。
我不想当主席，我说我还是搞创作，说文联主席要求在文学方面有些影响的人来当。组织讲，不影响创作，配个强有力的党组书记，把日常工作给你管上，有活动你来参加就好了。我说那我不坐班了，管人事、日常工作，不是我的强项，我管不了，完全交给党组同志去管，有什么文学活动，开什么会，我都来参加。
我在三十多岁，就不去办公室坐班，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工作和生活相对自由，不受上下班约束。
问：这样的好日子，现在没有你那么好的机会了。
贾平凹：人这一生，好的，幸运的，一是自由的状态，再就是爱好和从事的职业一致，我都实现了。爱好创作，工作职业也走到一块了。从那以后，我大部分时间，都在搞创作。
我写什么，怎么写，完全自己支配。在创作里我是最自由的。当然你写出来的，符合不符合要求，或者是批评，这是另一个话题，从职业讲，作家还是比较好的，尤其八十年代，都在关注文学，文学对年轻人是种诱惑。
我三十出头，到处都请我去讲文学创作。听课的学员特别多。开什么文学讲座，都几百人，有时我参加，有上千人。文学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段时期，大红特红，关注度那么大，社会影响那么大，是从来没有过的。
问：很多作家、艺术家都很怀念上世纪八十年代。
贾平凹：类似现象，我估计别的国家不可能发生，以后也不可能再有了，那个时期产生了一大批作家。不是说那段时期的文学有多高明。主要是很长一段时间，禁锢的太多，好多禁区，文学来承担突破的责任了。
这个文学作品，突然突破了什么禁区，批判了什么，大家关注这个，也导致一些现象，看谁突破得更大。禁区突破，不是文学艺术的突破。也有好多优秀之作，但停留在政治上的还是大一些。都在写“伤痕文学”的时候，我从乡下来，脑子里老是乡下那些故事，就写那些。回想起来，它有点浅薄，有些挺浅的。
当时好多人写我的评论，有一篇文章总结我的创作老比中国流行的慢一步，别人走过去了，你还在写这个，我说慢一步也是快一步，都是循环的。
我进入文坛时，写的是农村，年代蛮远，写遥远年代农村的男男女女，和“伤痕文学”不挂钩，也没有批判。那段潮流过去了，我才写了一篇所谓的“伤痕”小说。
后来是新文学时期，一个潮流一个潮流往下走，我都比人家慢，当时也红火，也有名气，但给人印象不是特别红火，为什么？你老不在潮头跳舞。
那时有一批评论家，一批读者，一批文化工作者，都在看谁突破了啥，说你要在前头才能火起来。
后来，我觉得文学是马拉松运动，它不靠一时的冲刺加速，它是漫长的比赛，看整个时间里写出来的。几十年过去，再回头看，第一批获奖的，好多人很快就消失了，能写的不是很多了。
问：你坚持跑到现在，状态很好，写长篇小说一部接一部。
贾平凹：文学这场马拉松运动，不停地在加入人，不停地在淘汰人，我就这样一直走过来了。
我的人生命运正好与“文革”结束，农村开始土地改革同步，我早年经历了那一段生活，大学毕业开始工作赶上了改革开放，精力最充沛时，我的文学创作正好和改革开放同步，一步步走到现在，一部部小说写到现在。
好多人写作，天马行空，想象与现实无关的故事。我写我熟悉的，我认知的当下生活。
如果冠名“改革文学”，就农村题材，商州系列，我写了《腊月·正月》《鸡窝洼人家》，写的都是农村发生的变化。倒不是说我在顺应时代，歌颂什么，确实是发自内心，我对农村比较熟悉，家里好多人在乡下，家里有吃的，我在城里就不担忧，家里有困难，困难解决了，我也安心，有生命的、灵魂的联系。农村发生什么，和我直接有联系。
问：在西安工作，小说不写城市，一直写农村。
贾平凹：我小说写得多，年轻，精力旺盛。上世纪八十年代，稿费特别低，大家都没有业余收入，我有进账，也不错。十来块钱，几十块钱，最多挣过四十块钱。一月才挣多少钱？一月才挣三四十块钱。
发了工资，你要照顾家里，从乡下进城的孩子，都是这样。我父亲后来恢复工作，他有工资了，压力不是太大。毕竟有兄弟姐妹，农村的生活水平，相对来说提高了，只是温饱，永远比不了城里。
我每年都回去，原来没有高速路要五六个小时，现在一个半小时。亲戚、邻居都在那儿，尤其这几年，我常回去，和村里打工的交往特别多。
问：怎么看农村几十年的变化？
贾平凹：上世纪八十年代实行改革开放，焕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村蓬勃向上，农民攒着一股劲，生产大力发展。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人，心情很是振奋。
农村也存在观念改变的危机，传统农村生活突然发生改变，好多观念改不过来，有传统的，有政治的，矛盾特别多。作家不是脱节这个社会，也不是来宣传这个社会，而是来发现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土地分了，责任田分了，农民的积极性上来了，紧接着开始走城市化道路，农民进城打工。
农村又出现了危机：三农危机，农村、农民、土地，这些出现了危机。农村医疗危机，土地流失危机，农民从土地吃住危机，孩子上学危机，村容建设危机，方方面面特别多，农村慢慢失去了生机。
《我是农民》，写我初中毕业以后，直到上大学期间，在农村当农民。和城市比起来，苦难在乡下，但是快乐。人越是苦难的时候，才真正有欢乐，也能表现出来，也能体会到。
问：你一直跟着时代变化和社会变化在走。
贾平凹：物质是丰富的，生活是丰富的，但人欲望也多了。城市是欲望的大口，把方圆多少里，人呀，财呀，都吸走了，一个城市的繁华，建立在巨大的郊区，周围好多地方荒凉的基础上，城市把农村的精华——人吸走以后，农村成了一个将军和好多士兵的关系，“一将功成万骨枯。”
现在农村危机就暴露出来了，一方面城市就业特别难，好多受教育的大学生、研究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农村没有人，农村考出去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没人回去，学校没有教师，医院没有医生，大家都不愿意回去。
后来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我很有感慨，谁来建设？那些老头、老太太、孩子们去建设。也不能强制城市里的年轻人回到农村，那就回到历史老路上去了。
我年轻时在农村，大家都差不多，整天吵的、闹的、打的、骂的，那是一种生气。现在回去碰不着人，没有人。传统的农耕社会慢慢在消失。从这个角度，才写《秦腔》这个题材的。所以，为什么越写越不那么轻灵，越写越那么回退？它是作家跟整个社会在发生变化，这是一。
再一个，对这种变化，一个作家年龄大了，他见的事情多了。我年轻时见什么都好奇，见什么都想写。年纪大了，有些东西思考思考就不想写了，觉得意思不大了。年轻时着重一些技巧，情节转换，或者语言怎么变化，读完书，还能摘几句话，写个读后感。
年纪大了，写东西，就不追求那些了，有话就说，长话就长说，没话就短说，完全说家常话。年轻时写东西，受张三一部小说影响，突然有个想法，或者谁和我讲个故事，我受启发。
年纪大了，完全靠生活中的经验，积累的智慧来写。没有更多技巧，相应写得比较回退了。追求不一样了，对社会的看法，不是局部，是整体来把握，这和年龄，和对文学的理解有关。
问：文学的功能和作用，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贾平凹：文学到底是干啥的，文学到底是啥功能，这方面我思考得多。
上世纪80年代的先锋派作家，那批作家现在也是文坛主力军，也是第一线作家。那个时候，所有作家都在关注外国文学，先锋文学的产生，或者在中国兴起，它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革命性的意义，它把文学彻底从宣传方面的作用中剥离出来，或者是拉出来了。
那个时候，莫言、韩少功、格非、余华，这些作家很红，现代得很，很新锐，他们年轻，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学，我也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但它们和我的写作，和我经历的农村生活，怎么结合？怎么融合到一块？最主要是文学观的改变，还有写作的技巧和手法。
我的很多作品，境界上和内涵上，都是中国传统式的表达，经过民族化的处理。西方的影响不直接在表面上，显得刺眼，我后来的写作，走的是这条路子。
我这个人看起来柔弱，其实很坚强
问：《朋友》这本书里，你把朋友分成亲人和朋友两类，对你人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贾平凹：我父亲对我影响最大。他非常严肃，特别正直，脾气不好，小时候动不动就骂孩子，动手打孩子，我很怕父亲，躲得远远的，不敢和他坐到一起。小时候我非常不理解他。家里不宽裕，他又非常好客，喜欢热闹，爱朋友，有好吃的，他都会叫上一帮人来家，喝酒吃饭，稍微有点象样的饭菜，家里人都吃不上，都给别人吃了。
父亲喜欢喝酒，我特别反对。直到结婚以后，我才在他面前不害怕了。有一年春节，我和妻子回老家，父亲给我发了一根烟，这令我非常吃惊，可能他觉得儿子长大了。
母亲是典型的家庭妇女，家里都是父亲作主。母亲年纪大了，对现在的事情经常记不住，但对一些久远的事情记得非常清晰。村里谁和谁打架、打牌了，谁和谁好了，她记得非常清楚，说话特别幽默，听了能乐上半天。
问：你怕父亲，孩子却不怕你。她和你感情好吗？
贾平凹：父亲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对教育非常严格，老家又是佛、道特别盛行的地方，神神鬼鬼迷信的人多，还流行巫术。我在西安上学，明天早上走，我父亲肯定会开家庭会，一开开到凌晨两三点，农村人睡得早，到九点就睡了，我们家还在开会，父亲每次重复的都是同样的话，今年讲明年还讲，比如在单位好好干、孝敬人，人要善良、宽容，不要太张狂，说的全是老式教育的话。
虽然我是两个女儿的爸爸，但我管孩子少，也不想太严厉，我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我不喜欢把人往家里带，写作也不在家，在工作室呆着，朋友来了，都在书房见客谈事。每天早上出门，她上学走了，我回家时她已经睡了。
在家，我不主动叫，她不会主动过来粘我。我不喜欢小孩，老缠你，我嫌烦。我不是一个好父亲。有时候忙，老婆也顾不上，老婆有意见也没办法，我的杂事多，还要写作，单位的事情也多。我对老婆讲，你当家里有个大干部，大干部总是不回家，忙。现在每天早上九点出门，司机把我送到工作室，晚上我才回去。
问：一类是相互帮忙的朋友，一类是精神和心灵上的朋友。你的朋友哪类多？
贾平凹：《朋友》这本书里写了很多人，有的也不一定是朋友。
朋友有好多类型，有同一爱好的朋友，有性格相近谈得来的朋友，有工作关系交的朋友，或者兴趣变化，有的就慢慢不来往了。
人的一生就是寻找朋友的旅程。就像一块吸铁石，它吸铁片、铁丝、螺丝钉，但不吸木头、花、瓷，啥人吸啥人，哪个品种吸引哪个品种。
朋友是相互帮忙才能够成为朋友，否则交往的理由就没了，老想在你那获得、索取些什么，不愿付出的，那朋友肯定是做不长的。再一个，朋友也在不断更换，有经久不衰的朋友，也有来往比较少的朋友。
在精神上有交流在生活中又有来往的朋友，这样的朋友不多。说起来，我朋友大多都不是文学圈的，画画写字的，文物收藏的，搞神秘文化研究的，等等。
问：在《废都》前后的那段日子，你重新理解、认识了很多朋友，有朋友落井下石，伤害你，有朋友一直站在你身边，安慰你。
贾平凹：日久见人心。《废都》后我有了新的朋友，也失去了很多朋友，还有些人，以朋友为名，老是找你，想得到些东西，动不动还欺负你，碰到这样的人，咱不会说坏话，躲开好了。但有些人一而再，再而三地欺负你，伤了人的心，咱就不再理会你了。一般情况下，咱能够宽容还是尽可能地宽容。
朋友是一种缘分。像我和你，没有啥事，老到你那里去玩，熟了就是朋友。最能理解男人的朋友往往是女性，她能读懂你，她和你交往的目的非常单纯，没有功利世俗的目的。这样的朋友来往很少。
问：你是悲观主义者吗？
贾平凹：我对人生抱有悲观的看法，是不是“悲观主义者”，很难确切地界定。人的情绪是悲观还是乐观，有先天的成分，也有后天形成的部分，情绪受许多因素影响。一生太渺小了。看到戈尔巴乔夫的新闻，那么有雄心壮志的人，最后一辈子什么事也没干成……
受外界影响，性情也会大起大落。人生都是偶然，都是宿命。悲观也是一种美。我的悲观情绪与写作有关系，或多或少会在作品中体现出来。
问：人到暮年，对人生的领悟是不是更深了？
贾平凹：人到中年都有《高老庄》情结，对人生的体会多了。一到五六十岁就没激情了，年龄最可怕，明年肯定比今年知道得多，就像麦子，一到天热就必然熟了，就老死了。二十岁时你永远不会思考死亡，再受苦受难总是欢乐的；四十岁后马上就能接触到死亡了，现实环境让死亡无处不在，比如你的亲戚、朋友有早逝的，灾难事故频发，这些现象不断向你发信号：死亡的脚步就要来了。生命成长过程中获得的经验比从书本、电视上获得的知识要重要得多。
问：你是自信的人。我1995年到西安采访你，你正在因为《废都》挨批，父亲刚刚去世，家庭解散，自己大病一场。在种种压力下，你都非常自信，相信自己没有错。现在，你却开始产生怀疑和不自信了，这意味着什么呢？
贾平凹：我这人，病多难也多，没有一件事顺利，从没过上舒服日子。看起来柔弱，还是很坚强的。
《怀念狼》写得比较困难。我写长篇小说特别快，这部小说才十多万字，花了我好几年时间。我写《废都》近四十万字，《白夜》三十多万字，《土门》和《高老庄》有二十多万字，写得很快，很顺利。不过，尽管写得费劲，但读起来比较顺畅。我在修改第二次的时候，非常沮丧，后来，出版社的编辑来西安，提了些意见，就渐渐好起来了，在改第四次时，心情特别激动，我当时想，这可能是个好东西。
我很惶恐，不知这种写法怎么样，好不好看，外界认不认可，作品出来，听见评价不错，我还不敢相信，真有那么好吗？我的原稿是用手写的，我老婆在打字的时候（她不是搞这一行的，在博物馆工作，也不是文学爱好者，根本不看小说），打了一半，她说，你这是什么小说，不好看！说得我心都凉了，我生气不让她再打了。
问：中国作家的生命力比较弱，很多作家一旦写出成名作，就再也写不出超越自己的作品了，这种现象太多了。你做得很好，有什么心得？
贾平凹：与外国作家比较，中国作家的文学生命力相对较短，啥原因我也搞不懂，但每个作家都希望把自己的生命力延长些。
我知道自己该干些啥，咱不适合搞行政，或者开会作报告。作家得写自己的作品，尽管当了官，能够不参加的我就不去，这些热闹事情热闹活动浪费时间又没有意思。这不是我的本行，我不要什么政绩，把写作搞好就行了。我不写字就不舒服，写作给我带来了许多别的东西取代不了的欢乐。
我对名利看得淡了，如果说对文学还有什么奢望，就是希望自己写的作品能够满意，别人能够肯定。至于能得什么奖，我也不知道，把作品写好，是不会被埋没的。
问：生活中你是怎样一个人？是别人形容的那样，虚荣心很强、很功利的一个人吗？
贾平凹：我口才不行，形象又不行，出去潇洒不起来，到大场合就怯场，开全国政协会议，很少讲话，不爱讲话，说不了普通话。我在单位讲话，以前要在纸上提示几点才能讲，现在好一点，不用写提纲。
别人不了解我，拿他自己来推想我。就说写作，我就没想过会成为畅销书作家，我对市场、赚钱不是很关心，我只在乎写自己的作品，写完了交给出版社，包装、设计、发行都是他们的事。
我也觉得莫名其妙，也觉得奇怪。我这一生，接触过、了解的人都知道，不爱到人面前显摆，也不爱说话。
好多批评文章，说我会炒作。他们不了解我，我稿子一交，理都不理了。出版社怎么设计，怎么排版，开本多大，我都不管。就这样，我慢慢变成畅销书作家了。
问：成为畅销书作家是大多数作家的梦想，没给你带来好处吗？
贾平凹：我自由自在，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用迎合谁，也不受任何制约。我不用考虑作品的发表和出版。
有前面的畅销做铺垫，我写什么都有人买来看。如果一开始，没有形成市场，写的过程就害怕出版社不给你出版，刊物不发表。
我散文卖得好，九十年代以前，只给两个作家出过自选集，那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漓江出版社，给汪曾祺出的小说自选集，给我出的散文自选集，这是最早进入大街上的书摊卖的。当时书都在书店里卖。
我在八十年代就建立了基础，我的作品出版后卖得都不错，到九十年代《废都》以后可以更自由地写作了，长篇小说最少卖二十万册，后来卖到三四十万册。
《废都》之前有一批读者，对我的散文特别感兴趣，《废都》以后，一些读者就离开了，他们对性描写特别不能容忍，觉得比较清新的散文家，怎么变成这样了？但又来了一批小说读者，不停更替。来一批，走一批，走一批进来一批，总有读者在这。
签名售书，每次碰上老读者来签，一拿几十本，很感动。读者是作家的上帝，但你完全写自己，不管社会，不管市场，不管读者，你反倒有市场、有读者。
我经常举例，一个家庭，作为女的，你越躲，丈夫越不舍弃你，你越依赖他，他反而会离开你。你写自己，真心写，写有意思的，交给出版社就完了。老琢磨市场，琢磨读者，市场和读者不停变化，你撵得上么？
书畅销有个好处，写小说更加自由了，起码我在写作过程中不受任何制约了。
问：名利不会影响写作了。
贾平凹：我生活特别简单。这个工作室，每天早上我就来了，七点半，最晚八点，晚上一点才回去。在楼下随便吃点，或者从家里带些半成品在这吃，一天花七八元。过这种很清静、很朴素的生活很好。吃饭要吃最基本的食品，大米、麦子、蔬菜，老吃别的对身体不好。穿衣服靠感觉，舒服就好。住也没有讲究。就是爱收藏，自己看着愉快。兴趣和欲望尽量少一点，平平淡淡过日子。
写一辈子应该很幸福吧
问：你在诗歌、散文、小说领域都取得了很大的艺术成就，你更喜欢哪种表达方式？
贾平凹：大学毕业以前主要写诗，老写不成写不好，就转向小说和散文写作，还是喜欢写诗。散文写得一片叫好时，有人讲我散文比小说好，我生气了，就不写散文专门攻写小说。
我脾气怪：你说我啥不行我弄啥，你说我弄啥行我就不弄了。现在写什么体裁要看素材，散文、诗歌、小说我都在写，交叉着写对感觉有好处。不是人为地追求花样，凭兴趣，互相促进。我现在写诗特少，但诗的语言、节奏、意境，那种素养可以渗透的。
问：你散文随笔写得少了，短篇和中篇也写得少多了，给别人写跋写字画画也少了，你所有精力全部交给长篇小说了么？
贾平凹：写长篇小说能够兼顾好多东西，散文随笔兼顾不了更多东西，在精力旺盛时多写些长点的，小东西写太多浪费才华，耗了精力。长篇写完了后，歇一歇顺手写写小文章。画画写字纯粹是商业行为，主要是养家糊口。
问：你全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哪部更重要？
贾平凹：刚写出来时都觉得不错，过一段时期，就觉得新写的更好，不断否定自己，艺术作品靠征服而存在。一部作品经过五十年还有人读它，就是好作品。
问：这辈子当个好作家的梦想都实现了。
贾平凹：人一生要有希望，要有梦想。小时候在农村，没想过以后干什么，就是庄稼收了，到下一轮快收庄稼时，不要断顿，有饭吃，一直有饭吃，就最好。
后来想当工人，没有机会，因上大学脱离了农村，吃国家饭了很自豪。几个农村出来的同学，在宿舍晚上聊天，大家聊得热泪盈眶，感叹熬到这一步不容易，当时很满足。
梦想没有尽头，实现了这个梦想，就继续着另一个梦想。从职业讲，出了那么多书，没有大钱，一般生活，不用考虑来考虑去，有名，房子也有，都有了。
但从文学意义上讲，差太远了，为什么还在写，为什么第一次获得全国文学奖以后，为什么大部分人都不写了，为什么我还在写，我完全可以不写了，老觉得没写出满意的，想要证明自己，冲动叫你要动笔，总觉得能量还没发挥出来。
成名我想成名，但成名不一定就成功了。平常生活中，有时洋洋得意，觉得还可以。有时特别郁闷，情绪特别低落，觉得才刚刚学会写作，但精力不够了，确实精力不够了。
问：你还在写长篇小说，非常厉害。
贾平凹：搞创作，五十岁以后，才有一点感觉。人生梦想没有穷尽。
老年人经常说，我儿子也结婚了，女儿也出嫁了，房子也买了。说这话吧，身体很快就不行了。要欺骗上帝，说我事情还没完成，世界需要我，家庭需要我，团体需要我。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死不了，咋死都死不了，他任务没完成，如果老的去世了，小的成家了，他是多余的人，快不行了，快完蛋了。不停追求，往前追求，要进入你潜意识里。
好东西老写不出来，想得好，就是写不出来，那种焦虑，那种自己恨自己的情绪，时常影响着我。我的梦想，还有好多没实现，好多作品还没写出来，逼着我停不下来。
问：中国作家终于和国际接轨了，活到老，写到老。
贾平凹：我大学同学有些抱孙子，有些打太极拳，过这种日子，都是有福人。我还在写作，以前忙来忙去，现在更忙了。
有个同学和我在一栋楼上住过，他感慨说：“平凹，我要是你，早死几次了。”忙得一塌糊涂，还创作那么多，不知精力哪来的。那几年精力好，旺盛，这几年力不从心了，但好多事情把你逼着往前走。
我还在和自己较劲，外国作家八十岁，依然在创作长篇小说，是那种逾越的、有突破性的。
中国作家，一到六七十岁，自己先松劲了，不知道什么原因，各人情况不一样，好多作家年龄大了，写不动了；有的作家写回忆录了，就是写小说的人，很少。
作家如果身体好，写的时间应该长点。这个时代，不像以前那些老作家，柳青这批作家，我给他算了一下年龄，在精力最旺盛的四十多岁，“文化大革命”来了就不写了，多可惜，如果那批作家继续写，能写好多东西。
(来源：《作品》 本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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