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2020年我去宁德拍摄反映脱贫攻坚的纪录片时，曾多次听当地人讲到龙潭村的神奇，只是一直没有机会感受，现在通过阅读你的《乡村造梦记》对这个地方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为何要创作这样一部作品？
沉洲：2019年 6月，和一群作家赴闽东高山县屏南采风，那时我正为三联书店写一本闽地饮食的文学随笔《闽味儿》，想写该县药膳饮食题材。抵达当晚，老朋友来叙旧，除了聊药膳，他还讲了个奇葩事：有位艺术家在偏远的龙潭村教农民画画，引来一百多位城里人常住，村民也回流了三百多人，空心村变成网红村。他的理念是发展文创产业，凭借畅达的网络鼓动年轻人创造文创产品。
这引起我的兴趣。此前，通过各种资讯，耳闻目睹的乡村振兴进行时，就是雄浑的钢琴交响曲，这个地方居然用二胡、唢呐演奏，不同凡响，还充满了在地文化。这事有天方夜谭的感觉，居然发生在一个空心村？当时心里也纠结了一下，是不是换个选题，去采访这个人这个村？
陈涛：你为人相对散淡，怎么会突然想投入两年时间来介入这个主旋律题材的创作？
沉洲：我的确不轻易一朝为某人某事感动。屏南的事只是偶尔会在脑海跳出来，与我热衷大自然游走的经历自行链接。记得曾经在游人如织的闽南云水谣古镇，当地朋友说：外出打工的村民纷纷返乡，别小看这一间间小店铺，一年挣十万不算事。也曾经走访武夷山自然保护区的村落，村主任介绍：年轻人都不去城里打工了，按人头分到各家的茶园，单卖茶青一年十万打底。
前者靠自然人文景观，土楼申报世界遗产成功，成为多部当红电影的外景地，遂成旅游打卡点；后者依托独有的物产资源，以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品位，获得高附加值。
这触动了我的神经，广袤的乡村大地上，还有多少自然人文景观和物产资源不见特色甚至匮乏的乡村，在摧枯拉朽的城市化进程中，等待它们的命运必定是人去楼空，直至消亡吗？
无意中看到一篇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据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先生调查，全国自然村每天以 80到100个的速度消亡。
冰冷的数字让人触目惊心！我像被抛进冰窟里再仓皇爬出来，内心受到极大刺激。这时《闽味儿》书稿交了，屏南乡村发生的事，冷处理半年，居然还惦记着。感觉自己与那里的人和事确认上眼神，不再迟疑，马上联系老朋友周芬芳。她刚从县政协主席位置退休，我知道，屏南传统村落文创产业是她在任上亲手抓起来的。我要到一大堆资料，也关注了“文创屏南”公众号，花了一个月浏览文字、图片和视频，发现这个题材真的不一般。突然有了紧迫感，内心蠢蠢欲动。
自从决定写这部书，我便认定它进入了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深宅大院，而屏南文创复兴古村的特别在于，它是从侧门走回廊再绕进正厅的，并非媒体宣传的典型人物和事件。一个非体制内、毫无背景的艺术家，以其对当下时代的宏观预判和个人智慧，通过艺术教育直接把乡村系统换成智能基座，就地现代化，让最没文化的农民变成文化创意的贡献者。事后反省，我是被他这个人和他竭力去推行的事，以及那些县乡村干部们的情怀感染了，才情不由己地踏入这座原本离自己生活非常遥远的一座大院。
新年伊始，周芬芳电告，几位外地艺术家年前都在。我立刻动身，先做粗线条采访。十多天后回来，武汉突发新冠疫情，这于我无碍，窝在家里昏天黑地整理采访录音，阅读屏南方面不时传来的资讯。到了4月底，屏南疫情防控警报解除，立刻赴屏南的文创村采访了近两个月。
陈涛：一个穷乡僻壤的小山村，从寂寂无名到声名鹊起，肯定经过了一段异常复杂的时光，根据你刚才谈到的采访，你肯定拥有非常多的采访素材，如何使用这些材料，如何完满地展示这段历程，在艺术上有哪些考量？
沉洲：整理近百g采访录音的同时，我开始考虑结构问题。对长篇文学作品，一个好的结构是它不可或缺的艺术之美。但从掌握的资讯又苦于无从下手。五年多来，屏南传统村落文创产业进程架构庞大，现身的人彼此纠缠、发生的事纷繁杂沓。从 2015年3月林正碌团队进驻屏南漈下村开始，先后来了“中国独立艺术批评第一人”程美信团队、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张勇团队、天津泰达当代艺术博物馆马惠东团队、中国美院艺术管理与教育学院陈子劲团队、南京先锋书店钱小华团队和本土的宁德市千乘桥文化创意团队，他们创建了漈下、双溪、厦地、前洋、龙潭、四坪、棠口、前汾溪等一批传统村落文创产业基地。
我想到做减法，其他几个村落的人和事，只得忍痛割爱，仅留下林老师这一条主线。即便如此，梳理起来依旧千头万绪。龙潭现象很多人迄今还不知其前因后果，杂音频出，但它真真切切从泥土里长出来，而不是谁耗资修建一个花圃，再移植来几棵名木向人展示。我提醒自己，结构只是外衣，应该为所写的人和事量身定制。
为了让人看明白文创理念怎样一步步兑现，大的结构上，采取顺时间轴的方向往前推进，分三个文创村镇展开，把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讲述清楚。这个结构好比瓜藤，在横向往前生长中，纵向分枝开叶绽花再结出果实。结果过程打破时间囿限，从小长到成熟。人与故事是这样，三个村镇亦如此，上部写漈下村时，按时间顺序点到了双溪古镇，为中部埋下伏笔；到了中部，从头细写双溪古镇，再埋下龙潭村的伏笔。三部分彼此勾连，然后再回归时间轴方向，继续讲述城乡融合的故事。这避免了平铺直叙，产生变化，同时读者也能将林老师长袖善舞的策划套路看清楚，并把这种成功经验传扬出去，惠及更多的空心村和农民。
屏南文创振兴乡村一直在健康地丰富和壮大，它的内生动力使之不会停滞下来。这个结构的时间轴，缘起林老师到漈下村开展公益艺术教学，此前发生的人和事全部倒叙插入；截止于疫情后的五六月，是因为如何激活一个空心村的原理已然成型。
全书选择第三人称的叙述基调，以求客观。写作中偶现第一人称，这样可以变换一下节奏，丰富层次；其次有些人亲历的事多、时间长，选择第一人称可以简洁笔墨。下部写到八位城市来的新村民，全部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对这些区别于主流观点的逆城市化者，“我”的叙述角度有带入感，亲切可信，同时也揭示出他们的复杂心理，更有说服力。
陈涛：通过阅读这部作品，以及你艺术化的处理方式，我可以感受到你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与心血，尤其是看到其中许多性格各异的人物，你跟他们有比较深入的交流，创作过程中，有没有比较深的触动？
沉洲：8月理好大纲，进入写作状态时心里急起来，恨不能转瞬成书，快快把这件让人脑洞大开之事告诉天下人。时常白天无流畅思路，躺上床要写的人物又在脑海里轮番登场、想写的故事也一幕幕上演，还不时借梦排闼闯入，让人夜不成寐。我只得昼夜不分地写，白天困了睡、深夜睡不着起床执笔属家常便饭。一百多天里的写作时间里，身体倍感煎熬，最后失眠成瘾。
那些用生命激情为一方农民谋幸福的人，那些不指望因此得到提拔、为乡村振兴义无反顾的人，那些冒仕途风险、勇于工作创新的人 …… 写作时活灵活现在眼前晃动，被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经常鼻头一酸，双眼便泪水盈眶，这在我相对理性的写作经历里是不曾有过的情状。
写作过程中，我思考了很多现实中难以解开的结，对那些基层干部开展工作之难感同身受。
按理说，乡村振兴上升为国家战略，教育是不可或缺的存在。可是很多地方，今天的城乡学校师资配比依旧同一标准，有执业资质的教师也沉不下去。两三年前，起码在我采访的行政村还有拆点并校的现实存在，希望留在乡村创业的中青年，为了孩子只能进城，这无疑加速了乡村的空心化。
中央要求农村机构要健全，功能发挥要充分，现实很难做到。我所采访的行政村，村两委里只有村支书和村主任的基本工资加绩效补贴是一千九百元，其他十几位村两委干部月津贴两百元。乡村留不住人才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化，使得艰苦的付出待遇反而更低。但凡培养出一位优秀老师、医生什么的人才，都会往条件好的城市流动。人才是乡村造血机制的核心，如何解开这个死结？
农村老宅通常聚集了三四代人口，原本就不够住。城市工业化进程加速后，很多人进城务工，甚至成为城市人口。如今乡村振兴了，一些想回流的村民没房子住，而配套农民新村又与土地红线相左。
空心村的山垄田、山坡地，因为与他处工业用地统筹置换，变成十八亿亩红线内的“农保地”。这样的地，机械化程度低，劳动力成本高，种一亩水稻要倒贴几百块钱，不少土地已经抛荒了二十多年。如何在生态植被不受破坏的前提下，发挥更大效益？
写完这部书，我这个原本散淡的人也变得忧心忡忡起来。
陈涛：也正是有这些现实困境，我们的乡村更需要不断的“造梦”。《乡村造梦记》是一个既形象又有着丰富内涵的书名，在你看来，龙潭村所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怎样的“梦境”？
沉洲：最初书名是《我那山清水秀的乡村》，从主观感情上讲，是想把自身融入进去，乡村发生的人和事与我有切肤之感。用第一人称介入和收尾，就是希望产生带入感。正文前的楔子，是我初次进入龙潭时，对匪夷所思的现实发出众多疑问；尾声是我最后一次到龙潭采访，发现林老师对疫情后龙潭现象又有新解。但这个书名太宽泛。
屏南的文创振兴乡村在外人眼里就是一个梦幻，而造梦不是做梦，是有目标地把梦想一步步呈现出来，整个过程犹如造屋，一块砖一片瓦，在时光里耸立蓝天下。而且，复兴中国百年梦，乡村梦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这也是乡村振兴成为国家战略的意义所在。
讲述这样一种成功经验的书，叫《乡村造梦记》，就把事情发生的区域和性质讲清楚了，也有了指向性，一眼明了。
陈涛：你认为屏南经验对我国的振兴乡村有何价值和启示？
沉洲：首先是工作创新机制。屏南传统村落文创产业总结出“三引三创四加”经验。
引进高人，专家团队驻村实施文创项目，保障待遇，给足施展空间；引回亲人，复办乡村“完小”、优化人居环境、落实创业奖补，吸引村民回乡创业；引来新人，以公益艺术教学为平台，引导城市人到农村认租老屋，打造乡村新型人文社区。
创新老屋流转机制，以村级组织为中介，避免哄抬租金、权益纠纷等无序现象，解决了闲置民居保与用的难题；创新老屋修缮机制，新村民出资，驻创专家设计，村委会代建，便利城里人认租，实现老屋保护和传统营造技艺传承；创新项目管理机制，试行“工料法”计算成本，由村级组织购料、聘请工匠施工及全程监督，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增加农民收入。
“工料法”已经引起福建省委和国家部委办的重视，被吸收到“三农”工作的实施意见中。
“四加”即“党委政府 艺术家 村民 古村 互联网”。
在屏南的乡村振兴中，党始终起着主导作用。屏南县的党和政府心系“三农”，勇于工作创新，先行先试，并不断出台政策保驾护航。而且，修建村党校，现实中也比较少见，它成为一个宣传国家战略的坚实平台。
其次是文创产业振兴乡村，这为当下如火如荼开展的乡村振兴开辟了一条新路。发展农业产业除了生态、绿色和有机，还要强化在地文化，譬如传统农业二十四节气的农耕知识，它不仅让城市人深受裨益，还使别人眼里无文化贡献率的农民成为传授知识的老师。如此思路，在土地原始价值上产生出更高的附加值，为那些资源匮乏的乡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一二三产融合，激发出生生不息的内生动力。
最后是宣传生态文明，推广一种新生活方式，实现城乡和谐融合。互联网时代，年轻人也可以在乡村创业，实现自我价值，造福于社会。
陈涛：结合你这部作品的创作，你觉得在乡村振兴当中，我们作家何为？应该如何去做才能更好地展示出文学的力量与魅力？
沉洲：乡村振兴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中国的乡村振兴是在举国体制背景下登上国际舞台的，放眼全球，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我们已经进入了智能、大数据时代，个人的知识面、经验程度、想象力远不足以涵盖日新月异的当下生活。我们置身的新经济环境日新月异，它给人的意外常常是颠覆性的。
广袤大地如火如荼的乡村振兴，每时每刻都在涌现满腔情怀的人和神奇的事件，这里有不成功的经验等待甄别，有向成功萌芽抽枝的经验等待总结和业已成功的经验等待传扬，文学作品，特别是非虚构类文学作品不应在此缺席。投入火热的现实生活，采撷、收集始料未及的素材，让川流不息的生活来感动自己，激发抒写能量，创作出无愧于这个伟大时代的文学作品。
沉洲，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作品400多万字见诸《中国作家》《北京文学》《十月》《萌芽》《散文海外版》《红岩》《福建文学》等报刊。著有历史长篇小说、散文随笔集《追花人》《武夷山——自然与人的天合之作》《有种痛苦叫迷恋》《闽味儿》《乡村造梦记》等八部。两次获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奖，作品入选国内多种选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