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水》的故事框架、人物设定和情节走向，都超出了一般的农村题材小说或乡土叙事的常规套路。贯穿在全书情节轴线上的叙述者，同时也是故事中的一号女主角地青萍，通过展示她自己的思想感情流变过程，承担起了搭建作品总体结构的任务。她身心活动的内在逻辑，不是单纯的乡愁乡情，而是三重情结的交叠变奏。
地青萍怀揣的三重情结里，最深切的一重是她与生俱来的原乡情结。这是她在成长过程和少时生活中，从奶奶和父亲身上承续下来的那份把自己的家族血缘和乡邦地缘牢牢绑定为一体的情结。但在这种原乡情结之上，又叠加了一重意味相反的厌乡情结。
《宝水》乔叶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精神原乡离而复返的情结纠葛
地青萍之所以会接受老原的嘱托，到陌生的宝水村替老原照管农家民宿，表面上是因为她已经从报社提早退休，正有些闲极无聊，实质上却是为了摆脱小说开头描写的那个梦境所揭示的她心灵深处的那个难言症结。那不只是失眠症，更是她藏在内心深处的一个难以排解的自我诅咒。得知她父亲车祸时，她曾一时气急呵斥奶奶该负全责，结果好像应验了似的，奶奶之后不久真就去世了。
由此，她掉进了怨念深重的心理魔咒之中，一方面懊悔自己失言伤害亲人，一方面又坚信父亲之死和奶奶之死，从根儿上追究确实都是因为他们过于乡愿，总要大包大揽地应许乡亲们的各种求助，不遗余力保持“维人”周全的行事做派。对这样的做派，受城里人出身的母亲的影响，地青萍从小就心生反感，长大后愈发忍无可忍。父亲和奶奶的先后离世，让地青萍这种厌乡情结失掉了外在的标靶，内卷成了悔恨交加的心理自虐。其症候表现，就是要么失眠，要么一睡着就会梦见自己正厮守在似乎沉睡不醒的奶奶身边。她顽固的失眠正是对这梦境无可奈何的逃避和抗拒。
带着这种幽暗心结，地青萍决定到宝水村，暗含的意图是试试自己能否获得一种对于奶奶和父亲一辈子都没能真正走出的乡村生活的全新体验，从而恢复和重续自己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人跟家乡、跟亲人本该有的那种挚爱深情。这正像韩敬群所说，《宝水》是一部和解之书。和解之旅的起点，就是从作品中的叙述者和轴心人物集于一身的地青萍自觉不自觉地决定下乡的那一刻。自这一刻起，厌乡情结和原乡情结开始在人物内心世界和文本基调层面相互较劲，随着故事的展开，最终升华到了合二为一的新状态——既从城市生活经验和生活伦理的角度认同、接纳了乡村伦理，又保留并且扩充了和乡村伦理确有不同的城里人的生活观念和精神气质。
这么一来，地青萍这个人物的刻画，融入了城市人的生活体验和认知模式，也融入了从她的成长之地和精神原乡离而复返的情结纠葛。
当“旧人”遭遇新的生活境遇
乔叶早年执着散文创作，练就了精于细节刻画和渲染日常生活氛围的笔力。这一点在《宝水》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有关四季时令习俗和乡邻日常起居的一系列细节描写，读来如同观赏一幅加长版和乡村化的《清明上河图》。
而从人物视点出发的内聚焦叙述的一线贯通，又为全书内容划下了一道区隔于散文或者报告文学中实打实的社会生活信息的界限，同时也保证了整部作品从头到尾弥漫着浓厚的小说气氛和虚构情调。这层主观叙述的担当者，偏偏又是故事中戏份吃重的主要人物，她在故事中既牵针引线又前台出镜，不容读者视若无睹。如果把这层叙述仅仅当成拆封即弃的包装纸，或者完全看作透明玻璃，那么，地青萍这个人物的作用也就只剩讲故事了。但她实际上是这部作品自始至终着力刻画的一个重要人物，她讲故事的过程也是她本身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物形象逐渐趋于丰富和饱满的过程。这样一个人物的立体性和意义深度无论如何也不应该被忽视。
这些年，对于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中新人的塑造，评论界的呼吁和期待高调而殷切。《宝水》在塑造人物和环境方面，最显著的成就不是塑造新人，而是写活了一些熟人和旧人，在新的生活境遇中发生巨大变化的细节和过程。
新的生活环境和新的生活方式，能够对旧人和熟人释放一种能量，催动他们处理内心深处的隐秘症结，实现他们此前意想不到的生命状态和思想感情的转化。这是比描绘新人的横空出世和凌虚蹈空，更加深刻的文学表现形态。标签化、脸谱化、模特化的新人，在过去很多享誉一时的文学作品中量产甚丰。但文学经验和文学史的常识告诉我们，这些平地兀立的新人形象的艺术价值和社会认识价值，往往不如那些刻画非常细腻、非常真切的旧人的转变状态，更丰厚和更耐久。
地青萍也是一个旧人，她带病上场，整宿整宿失眠，饱受无处诉说的自我诅咒恶念的纠缠，陷于惶惶不可终日的抑郁状态。住到宝水后，情况才逐步好转，但这不是因为她本身有了什么质的变化，而是因为她在宝水村这个新的生活场景中，通过结识和理解身边的各色人等而重建了自己和外界的关系，为自己营造了全新的生存小气候。
女性腔调的叙事时空维度
《宝水》还是一部彻头彻尾由女性腔调控制着全部叙述的作品。得力于此，作品中，面目最清晰、性格最鲜明的人物，清一色都是女性：地青萍本人、刘大英、秀梅、香梅，还有两位奶奶，一位在地青萍的梦境和记忆中不断闪回，另一位是地青萍到宝水村后才认识的九奶——老原血缘上的祖母。而男性角色里，仅老原一个人享受了不少齐头正脸的工笔细描，旁人都只有从简笔写意或间接转述中浮现一时的待遇。哪怕是叙述者地青萍至亲至近的父亲和丈夫，也是符号化的，对他们的性格来由和神情言行，也没给予定格聚焦的深入刻画。如此判然有别的处理方式，想必作者是有意而为。循着开篇时设定好的女性叙述腔调，也唯有重女轻男的笔墨配置才是最顺当最自然的。
回顾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将女性腔调的叙述坚持进行到底的长篇叙事，仅见于丁玲、萧红、张爱玲和王安忆等人的一部分作品。出自男作家之手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里，有意识地把叙述视点和叙述话语权让渡给女性人物的成功之作，以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最为典型。
在男性中心意识和男性中心话语支配下的大叙事现实和大叙事文本传统中，要确立一个女性视角和女性腔调的叙事时空维度，着实不易，值得借鉴的精品力作很少。《宝水》在这方面称得起是提供了一个有助参考的重要文本。
（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传院教授）
